康熙在开海与禁海问题上的思考模式，继续影响到雍正、乾隆及其朝中的官员，甚至更远。

时间很快就到了1895年。这年2月，北洋舰队危在旦夕。刘公岛外，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封锁了出海口。北洋舰队残存的大部分舰艇失去了航行能力，只能作为固定炮台使用。朝廷的援兵，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此时，舰队司令官——水师提督丁汝昌，接到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的劝降书：

“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点击查看更多遴选信息，掌握一手遴选资讯。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出不了海洋就守不住海岸，而失去海洋也最终将失去家园。”

“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争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可能灭亡!”

现在读来，这封劝降书是何等地振聋发馈!

事实上，清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海防的问题，康熙在晚年曾告诫自己的孙子：“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但除了增加几门岸炮外，清政府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30里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并禁止人民出海贸易。用人为制造的无人区，来隔离可能来自海外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