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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

　　《决定》明确提出，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不仅提出了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的基本要求和方向，同时提出了支持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的具体政策措施。

　　合作经济在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思想中受到高度重视。马克思在1864年10月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高度评价了当时工人创办的“合作工厂”，认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因为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把合作经济的联合劳动看作是取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一种经济形态。在1871年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恩格斯在1886年的《致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在充分体现其新经济政策思想的《论合作制》中，列宁宣称：“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合作经济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农业的农户分散经营特征，决定了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农产品大市场的矛盾，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发展合作经济是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的有效途径。合作经济是联结市场和农户的中介和载体，在传递市场信息、普及生产技术、提供社会服务、组织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改变单家独户农民进入市场势单力薄的弱势地位，扩大农产品商品销售规模，使个体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微观层面联合起来，以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一体的组织结构、适度的组织规模进入市场，实现分散生产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大大提高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和竞争能力，是组织和服务农民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在农业生产领域以外，合作经济还可以在广泛的农村事务中有效解决一家一户农民解决不了、解决不好或解决起来不经济的事情，是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目前，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仍然是我国农业农村经营方式的主体，必须通过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区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提高农业农村生产力水平，增强农业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农村发展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合作，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和趋势。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民合作社都受到广泛重视。目前，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农民合作社。在发达国家，农民普遍参加合作社，美国5/6的农民参加各类合作社，法国4/5的农民参加农业流通合作社，荷兰农民生产的产品80%以上通过合作社销售，日本农民几乎百分之百参加合作社，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民依赖和依托的主要经济组织。特别是在人多地少国家或地区，农业合作十分发达，合作社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荷兰，3个奶类合作社的经营额就占领了全国80%的牛奶供销市场，2个合作拍卖行几乎销售了全国所有的花卉，1个淀粉用马铃薯合作社占领了全国100%的市场，1个种用马铃薯合作社在全国市场中占有70%的份额。通过合作社的生产和技术交流、加工、销售活动，使农户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有效提高了农业的竞争力。这些经验为我国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提供了很好参鉴。

　　六、关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决定》明确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和要求，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在理念上的重大突破。

　　第一，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实现城乡居民财产权利平等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城乡不平等的一个深层次表现是，农民和市民所享有的财产权利不平等。比如，城镇居民购买的房屋具有完整产权，可以抵押、担保、买卖，农民自己在宅基地上合法建造的房屋却不具有完整产权，不能抵押、担保，也不能出售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企业获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用于抵押、担保等活动，农民拥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抵押、担保等活动。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拥有所有权，但这些权利在经济上缺乏有效的实现形式。财产权利的不足，严重制约农户财富的培育、积累、扩大，制约农户财产进入社会财产增值体系、信用体系、流动体系，制约农民同城镇居民在经济权利上的平等，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赋予农民平等的财产权利，以实现农民平等的现代化人格地位，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我国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实现城乡居民在权利上平等的必然要求。

　　第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增加农民收入和财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不仅不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制约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对巩固工农联盟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也会形成不利影响。根据统计资料计算，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2%，如果剔除城乡居民收入核算方法和内容的不可比因素，把农民人均纯收入也转换为可支配收入，则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城镇居民的比例还要更低一些。动态看，1980~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9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2%，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比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慢0.2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差距(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由2.5∶1扩大到3.1∶1，扩大24%;绝对差额由286.3元扩大到16648.4元，扩大近60倍。所以，持续较快增加农民收入，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对解决好“三农”问题乃至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增加农民收入，需要培育新空间和开辟新途径。从农民收入构成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4个部分中，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很低，是增加农民收入最大的潜力所在。应该把增加财产性收入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推动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动农民财产权利在经济上有效充分实现，就可以有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使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的增长点，从而有效拉动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三，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在内涵上就是要保障农民依法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使农民依法获得集体资产股份分红收益;充实农民土地使用权权能，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民依法获得土地股权投资收益;鼓励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使农民依法获得土地流转收益;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通过试点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使农民依法获得宅基地和房产转让收益;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使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推动财产真正成为农民发展和致富的重要手段。